石牌制度

石牌制产生的年代,大约在明朝。明代初期,湖南、广东等地的瑶民为躲避战乱,辗转迁徙进入大瑶山居住。石牌制是瑶族进入金秀瑶山后,瑶民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保护生产生活,共同订立规约,并镌刻在石牌上或抄写在纸上、木板上,供大家共同遵循的一种制度,它是封建统治势力未能在金秀瑶山真正发挥作用时,当地瑶民自发组织形成的政、法合体的制度,并以此来约束规范人们的行为。

已故著名社会学家、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在《四上瑶山》一文中,曾对石牌制度给予高度评价:“石牌制度在大瑶山里发挥作用已有几百年。三十年代我初上瑶山时,对山内的社会风气就有极好的印象。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事实。把东西随意放在路旁,上面插一个草结,就不会有人去动它了。哪一个人违背了这个社会习惯,就难在山内容身。”

从金秀瑶族博物馆收藏到的瑶族石牌以及国内瑶学专家掌握的石牌资料、研究成果来看,石牌制在金秀瑶山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明朝初年至清朝嘉庆年间的幼年期,道光二年(1822年)至咸丰三年(1853年)的发展时期,咸丰四年(1854年)至光绪八年(1882年)的低潮时期,光绪九年(1883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复兴时期,中华民国建立至1930年的鼎盛时期,1931年至1940年的衰落瓦解时期。

20世纪30—40年代,是石牌制度的衰落瓦解时期。石牌制度作为民间自治组织,它是国家政权法律未能在大瑶山行使其职能的产物,一旦国家的政权法律深入其间并发挥作用,石牌制便失去了它存在的现实基础。1933年,国民党广西省府开始在金秀瑶山的边缘地区建立乡村保甲政权机构,各种纠纷由乡长、村长解决,大案要案则由各县政府出面审理。1940年,国民党广西省府在金秀设立管辖大瑶山的县级机构——金秀警备区署,对大瑶山实行统治。至此,石牌制度逐渐解体。

应该说,从明代至1940年以前,石牌制一直取代着历代封建统治势力,在金秀瑶山起着主导地位,石牌制是金秀瑶山瑶族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几百年来,石牌制在金秀瑶山起着对内维护治安、保障群众利益,对外防御敌对力量侵扰,较好地维持金秀瑶山内部社会秩序等作用。

1940年以后,石牌制虽然走向瓦解和崩溃,为国民党的封建统治所代替,但是由于它在金秀瑶山瑶族社会沿袭了几百年,它本身具有的原始民主色彩及对瑶族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和影响,在瑶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瑶族一直自觉地以石牌条规制约自己的行为,石牌精神也一直渗透于瑶族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秩序之中。

全国解放后,瑶族人民获得新生。1951年,在中央访问团的帮助下,瑶山各族人民用石牌形式,订立了《大瑶山团结公约》,该公约为消除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团结、安定社会秩序、发展地方生产,以及为次年建立大瑶山瑶族自治区(县级)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金秀瑶山各地群众还以石牌形式订立了大批村规民约(如尊老爱幼、友邻和睦、禁赌防盗、封山禁伐等),以传统的石牌精神来规范居民的活动,使石牌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注入了新的内容,发挥了新的作用,继续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服务,为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


明崇祯四年成二、下故都村石牌                                                   清滴水、容洞、大力、大进石牌

清禁示龙堂碑                                                                     清上下卜泉石牌


版权所有:广西民族博物馆 电话/传真:0771-2024322 Email:gxmzbwgbgs@amgx.org 技术支持: 灵启网络